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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关注商界动态的人不难发现,近几年来,包括柳传志、马云、王健林、董明珠、马化腾、郭广昌、刘永好等很多领袖级企业家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各地“商帮大会”现场。各位大佬的每次现身都会努力为自己的家乡,或者为自己曾经学习和奋斗过的一方热土鼓与呼。
2017,“商帮”大会之年?
如果说,2017年是“商帮”大会之年毫不为过。据了解,仅2017年,包括粤商、浙商、贵商、西商、赣商、川商、晋商、徽商、苏商等已经或即将召开高规格会议论坛。如果加上往年举办过的闽商、蒙商等大会,我国几乎所有传统意义上的商帮,在近几年内,都通过此类大会形式,开始在不同平台和区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1. 规格之高
进入2017年以来,不少“商帮”大会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就是规格越来越高,甚至所在省份的省委书记、省长都纷纷出席站台。作为各省、自治区重大的招商投资促进活动,各地政府对商帮资源的重视程度之高,也在今年得到集中体现。
9月中上旬,两场首次由地方省政府主办的“商帮”大会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17粤商大会与2017全球贵商发展大会都以史无前例的高规格示人。特别是粤商大会由广东省政府、广东省政协共同主办,让人们看到了地方政府对民间“商帮”力量的高度重视。
还有即将在11月举行的首届世界赣商大会,仅从组委会的人员名单就足以证明其规格之高。专门成立的首届世界赣商大会组委会,由江西省委书记鹿心社担任组委会名誉主任,省长刘奇担任组委会主任,甚至省政府办公厅专门印发《首届世界赣商大会总体方案》,以确保大会的顺利推进。
另外,晋商大会虽然已经中断数年,但是山西省委、省政府对于晋商的重视丝毫不减。3月16日,由山西省委、省政府主办的晋商晋才回乡创业创新工程启动大会在北京召开,包括省委书记、省长等6名省委常委出席了大会。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采访时分析称,过去的商帮组织更多的是民间行为,是以籍贯为纽带形成的。发展到现在由政府来鼓励商帮的发展,并且举办的会议规格越来越高,这也凸显了在新时期各地对于民间投资资源的重视。
2. 海纳百川
除了规格提高之外,主打“一带一路”主题,以及海纳百川式的吸引各路商界资源等也成为很多商帮大会的主要做法。
5月17日,处于“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的安徽,以“一带一路”新机遇为主题召开了2017中国国际徽商大会,以期建成“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支撑、长三角新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徽商大会现场,集中签约了项目222项,项目总金额达3409亿元。
同样主打“一带一路”主题的还有8月19日召开的首届西商大会,吸引了来自美英日俄等18个国家的政商界人士参加。
上述的首届世界赣商大会在计划邀请的嘉宾中,就包括了海内外知名赣商企业家,以及在赣学习生活工作过或关心关注江西发展的各界知名人士。
商帮历史上都是以籍贯为纽带,过去人们走出去比较少,走出去有一番事业的到后来也很多都告老还乡。但现在社会的流动太大了,商帮的外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包括籍贯,也包括了属地的。现在一个大企业家,往往同时具备几个商帮群体的身份,比如,新粤商既包括了走出去的李嘉诚,也包括籍贯外地、但在广东发家致富的许家印等人。
“也就是海纳百川,为我所用。”彭澎说,现在的商帮中,籍贯只是一部分,外来人在本地经商致富的,以及其他诸如校友、工作过的有沾亲带故的各界朋友都算,也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发展经济。“总之,商帮大会,虽然联络感情很重要,但最终都是投资大会,为了扩大投资。”
不过,在彭澎看来,无论是血缘、乡谊还是校友情,主打的的都是“情怀”牌,而要吸引企业家投资,光有情怀有时候是不够的,对企业来说,发展空间和环境更为重要。
地方政府热衷“商帮”大会背后,不容忽视的现实
今年以来,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断加大对民营资本的关注,有一个宏观背景无法忽视,那就是2016年民间投资降速趋势下,地方政府的地方债压力不断加大。
1. 2016民间投资降速引发全国关注
每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被很多人视为一年经济走势的风向标。据数据显示,2016年第一季度民间投资53197亿元,比1—2月降低1.2个百分点,比2015年全年增速降低4.4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增速回落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形势中强调,民营企业投资大幅下降为当前经济暴露出的新问题之一。文中指出,不可否认,我们面临的固有矛盾还没根本解决,一些新的问题也有所暴露。“稳”的基础仍然主要依靠“老办法”,即投资拉动,部分地区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大幅下降,房地产泡沫、过剩产能、不良贷款、地方债务、股市、汇市、债市、非法集资等风险点增多。
次日,新华社就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的消息。
一时间,民间投资为什么下降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对此,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曾在当时撰文指出,首先,民间企业没有能力投。跟地方政府、国企能够凭借所有制身份比较容易地获得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倾斜不同,民间企业相当大程度上依靠以利润为主的内源性融资。
其次,民间企业没有意愿投。民间企业投资意愿不足,除了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私人产权保护不够、法制化欠缺、政府干预过多、官员广泛的不作为等老问题外,近年又增加了货币超发抬高企业成本、政策信号摇摆市场预期不稳定两大因素。
另外,民间企业没有地方投。一方面,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服务业存在广泛管制,民间企业缺少地方投资领域。中国不缺需求,而缺有效供给。
如何恢复民间投资?任泽平认为,中国经济有很大潜力,应改善民间企业的投资能力、意愿和领域。
2. 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保持监督高压态势
2016年,伴随着民间投资降速,是我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力度,以及各地政府地方债压力的的不断加大。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为15.3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0.5%。今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8.82万亿元。
但是有分析认为,如果加上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中有很多未被公开的隐性债务,地方政府所背负的债务负担实际更大,整体形势较为严峻,偿债压力较大。
7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积极稳妥化解累积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同日,财政部副部长刘伟表示,近年来,财政部加强顶层设计,着力推进制度建设,形成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监督的“闭环”制度体系。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王克冰称,要坚决依法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地方政府一律采取在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规范举债,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债。坚决制止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变相融资,要督促地方严格执行国家出台的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各项规范管理政策要求,防止地方政府将其异化为变相举债的渠道。
3. 利好频出,激发民间投资
在经历了2016年的大幅下滑后,关于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频出。尤其是进入2017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了有关为民营资本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推进民间投资增长的政策、措施,民间投资的准入门槛和进入范围进一步宽松。
2016年,国务院就专门对民间投资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大督查,并且聘请了第三方机构对民间投资的有关情况进行评估;7月份,国务院专门下发了促进民间投资的文件;9月份发改委制定了民间投资“26条”政策,对于一些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包括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都在“26条”中提出了具体要求。而2017年的重点就是推进政策的落实。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表示,民间投资2016年底已实现阶段性筑底,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已开始发挥作用,包括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航空等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得到积极推进,民间投资的门槛和范围不断宽松,今年或将迎来新一轮增长。
据发改委副主任张勇介绍,推进民间投资的政策落实是2017年工作的一个重点。通过进一步加大支持PPP模式的力度,使民营企业能够进入更多的领域。发改委将进一步简政放权,放宽准入门槛,维护好市场秩序,为民间投资、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可喜的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前8个月,我国民间投资累计达23.9万亿元,同比增长6.4%,总体上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发展趋势。
发改委表示,下半年继续大力创新推广PPP模式,推动地方利用多种PPP操作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加快完善价格收费标准政策,在相关领域建立合理投资回报机制,吸引民间投资参与。
PPP成为地方招商引资主要手段
通过各类“商帮”大会不难发现,以区域新商帮概念吸引企业家投资,成为此类会议的主要目的。而纵观各类大会所推出的投资选项,除了传统的产业带动性较强的投资项目,PPP不约而同地成为各地共同力推的投资项目。随着我国PPP模式的不断推进与成熟,各地方政府已经将PPP视为重要的招商引资手段之一。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2016年9月5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着手中的文件一一询问相关部门:“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促进民间资本参与‘补短板’建设,这项工作能不能再加快一点?进一步放开基础设施领域投资限制,目前有没有具体举措?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能不能切实做到民办与公办机构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同等对待?”
彭澎说,近两年来,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曾引发各界的广泛关注,有不少民间资本离开实体经济,去从事房地产投资、民间融资等。现在新一轮经济复苏回暖,民资进入房地产投资的空间收窄,也促使不少资本回归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在去杠杆、地方负债严控的大背景下,各地通过PPP的方式,吸引民间投资进入到很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是解决资金来源、扩大有效投资规模,提升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
1. 全国PPP入库项目总投资额达16.4万亿
今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引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促进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加大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开放力度,禁止排斥、限制或歧视民间资本的行为,为民营企业创造平等竞争机会,支持民间资本股权占比高的社会资本方参与PPP项目,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积极采取多种PPP运作方式,规范有序盘活存量资产,丰富民营企业投资机会,回收的资金主要用于补短板项目建设,形成新的优质资产,实现投资良性循环。
财政部PPP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末,全国入库项目有13554个,总投资额达16.4万亿元,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兵团,19个行业领域。自2016年1月末至2017年6月末,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月均增长项目386个、投资额4842亿元,PPP项目需求还在持续加大。
《经济参考报》评论称,在地方稳投资过程中,“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双管齐下成为地方投融资的重要着力点。
然而,雨后春笋般争相上马的PPP项目,背后却存在一些问题。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财政处处长关鹏在日前举办的“2017中国PPP投资论坛”上表示,过度使用PPP模式会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幻觉”,我国要警惕由此导致的过度投资和盲目投资。“今年以来,我国公布新成交的PPP项目交易额已达2.4万亿元。近年来,PPP市场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不过,我国仍需高度重视PPP项目不规范所带来的风险,而‘财政幻觉’正是需要规避的风险之一”。
2. 民企对PPP热情不高,因怕被套?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回应PPP的几大热点话题时认为,PPP的稳步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中国迫切需要大力发展公益性事业和准公益性事业,PPP可吸引商业性企业投入,范围包括医疗、保健、养老、公共事业、教育、交通、港口等。
但是与地方政府热衷推出PPP项目不同,不少民营企业的热情反而不高,究其原因,厉以宁认为原因很多:国有企业占大头,民间资本总感到在PPP模式中是陪衬。凡有利可得的项目几乎都被国有企业把持了,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速度缓慢,民间资本宁肯观望。此外,民间资本退出机制不完善,民间资本害怕一投入就可能被套住。
厉以宁在调查中发现,民营企业家不是不愿意加入PPP,而是希望能够改善环境,希望能够保障他们能进能出,希望能够和国际资本公平竞争。“中国PPP发展到现在,还不能说是规范化的。”
最突出的不规范化表现有:第一,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PPP模式推出后,法人治理结构或者形同虚设,或者迟迟未建成;第三,国有企业占主要控股优势,民间资本不愿介入、受其控制。“相信中国的PPP发展是有前景的,但是要做到能够吸引人,必须做到规范化。”
据厉以宁了解,国务院正准备出台措施,对民间资本的加入是有利的,对国有企业的工作也是有利的。不过厉以宁直言,这些还不够,在中国最需要建立的是诚信,诚信是中国PPP发展的基本条件。
尾声
一直以来,总理对民营经济的重视有目共睹,他曾在很多重要场合为民营经济鼓与呼。总理曾指出,必须认识到,民间投资总量大,对消费和就业都有很强的带动作用。“这不仅关系到‘稳增长’,更影响着‘调结构’;不仅影响当前,还会影响未来几年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健康发展。”
总理强调,“如果我们不能更充分地调动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而是更多依靠政府投资,那不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了吗?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依靠改革的力度,促升社会投资的‘温度’。只要是合理投资,能够激发社会投资活力,就要尽量‘开绿灯’。这件事情不能光‘喊’,更要加快‘做’,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更要切实落到实处!”
对于民营经济来说,2017年利好消息频出,不论是从顶层设计还是政策扶持,都将民营经济推向了新的高度。
“商帮”历来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重要的民间力量,在中国商帮研究院院长李岳清看来,无论哪一支商帮,都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无论从事着何种行业,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根本,这就是商帮的力量。许多商人在异地获得发展后,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回报家乡,这就是商帮经济的反哺现象。
由此可见,商帮的发展不仅是区域经济的催生力量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文化特征,还是互联网经济跨界融合的有力助手,更是以信息技术革命和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新经济的特殊要求。商帮的发展对于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克服经济下行、建立新型“亲”“清”政商关系、重塑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发挥着独有的作用。
因此,商帮文化的发扬光大,是促进中国经济稳步向前的助推器,也是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忽视的力量